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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巖:我與《體育與科學》 ——簡論我國球場觀眾暴力的認知與治理

發布時間:2019-06-19 08:13:05 已有: 人閱讀

  月生,二級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山西大學體育學院副院長。研究領域:體育運動心理學、競技參賽學。學術方向:體育運動暴力、體育運動風險管理、競技參賽準備。重要的學術職務: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運動心理學分會委員、中國心理學會體育運動心理分會委員、中國法學會體育法學研究會理事。主要的論著:在《體育科學》和《心理學報》上發表論文余篇。出版著作《射箭射擊運動心理學》《射擊射箭訓練新理念》《我國優勢項目高水平運動員參賽風險識別評估與應對》《體育運動心理問題研究》《體育心理實驗設計》《中小學體育活動風險管理》。主要的學術榮譽: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人文社會科學)三等獎、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山西省高等學校青年學術帶頭人、山西省高等學校中青年拔尖創新人才、山西省

  我在《體育與科學》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2003年第5期上的《我國球場觀眾暴力遏制策略的研究》,并被復印報刊資料《體育》2003年第11期全文轉載。這是2002年我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球場暴力的發展趨勢、研究進展與遏制策略》后發表的第一篇論文。當時,我正在北京體育大學在職攻讀體育教育訓練學博士學位,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之余完成了這篇“作”。現在看來,略顯稚嫩,但畢竟是第一篇。后來我們又陸續在《體育與科學》上發表了這一專題的論文,如《我國足球場觀眾言語攻擊現象探析》(2006年第2期)、《球場觀眾暴力遏制方略的研究》(2007年第2期)等。

  非常感謝《體育與科學》編輯部老師的慧眼!就是這第一篇論文開啟了我們球場觀眾暴力的研究,也是這一篇論文引發了我們近十年來持續不斷地審視和試圖破解我國球場觀眾暴力治理的困局。時至今日,雖然問題還是那個問題,但是認識的廣度和深度都在發生著變化,認識方式、方法也更加全面、客觀。同時,加強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力度,從理論和操作等層面開展研究與應用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實效。

  這里,談談近年來我們在這一問題上的點滴思考,簡論我國球場觀眾暴力的認知與治理,特別是關于對我國球場觀眾暴力現狀的認識與治理方略問題。

  我國球場觀眾暴力的起源目前無法考證,但是球場觀眾暴力引起關注與重視應該是從1985年發生在北京的“5·19”事件開始。

  “5·19”事件是中國迄今為止最嚴重的球場觀眾暴力事件。作家劉心武的紀實小說《5·19長鏡頭》和理由的報告文學《傾斜的足球場——5·19之夜》發表在同一期的《人民文學》上。兩位作家采用第三者的視角,簡潔客觀地描寫了幾個見證人的心理,生動地再現了那次觀眾暴力事件,為后人研究提供了歷史性資料。

  1985年5月19日,北京,一場關系到中國足球隊能否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比賽,結果國家隊1比2負于香港隊,球迷不能接受這樣的結局,在看臺上哄鬧、投擲雜物達40多分鐘。退場后又哄砸汽車28輛并毆打司機,其中外國駐華使館、商社、記者的汽車10輛,并砸壞地鐵站口、交通崗亭,辱罵、毆打公安干警,共有40余名干警被打傷。事后警方共抓獲127名肇事者,對7名構成犯罪的依法逮捕,拘留38人。

  后來的中國體育“職業化”改革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使球場觀眾暴力逐步“常態化”。1994年的足球職業聯賽、1995年的籃球職業聯賽和1996年的排球職業聯賽的推出,球場觀眾暴力的發生頻率增加,危害程度也上升。往日并不多見的球場觀眾暴力給人的感覺是像“潮水”一樣涌來,也呈現出防不勝防的態勢。

  進入21世紀,中國球場觀眾暴力事件開始處于“活躍期”,并從足球職業聯賽蔓延到籃球職業聯賽,一度在排球職業聯賽中也有所表現。

  曾經有一段時間,特別是體育賽事很少的“”時期,盡管偶有球場觀眾暴力事件發生,但是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來自官方的聲音基本上是矢口否認,給外界的感覺是國內球場沒有觀眾暴力。顯然,那個時期的一些業余賽事以及專業比賽,怎么可能杜絕球場觀眾暴力事件的發生?

  1985年的“5·19”事件是國人在這個問題認識上的“分水嶺”。1994年開始的“足球職業聯賽”等體育賽事成為認識的“加速器”。2000年7月12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提倡文明賽風、維護足球比賽秩序的通知》和2000年7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發《維護文明賽風》的評論員文章是表達官方開始重視的一個信號。此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特別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良好賽場秩序。在這個過程中,充分證明“只要認識上去了,重視起來了,行動才能跟上”的道理。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我國球場觀眾暴力問題認識上存在不同的觀點。雖然沒有否認的表態,但是在承認存在的觀點中還有不同的看法。

  其基本觀點是,球場觀眾暴力是很惡劣的行為,有如洪水猛獸,長此以往,對我國正常的體育競賽秩序造成嚴重的危害,并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甚至社會動蕩。

  在我國,一開始是主管部門反應過度,對球場觀眾暴力事件反應敏感,高估其社會危害、經濟危害與危害,大有“草木皆兵”的態勢,并曾經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防范球場觀眾暴力。近年來,在主管部門趨于理性對待的情況下,一些媒體記者反而在渲染和放大這個問題,一些不起眼的球場觀眾暴力事件被它們拿來炒作,唯恐“天下不亂”,不僅沒有起到有效的監督的作用,反而是在“添亂”。

  其基本觀點是,球場觀眾暴力不是洪水猛獸,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對此不值得大驚小怪,不必反應過度。

  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是體育職業聯賽中言語攻擊現象,特別是“京罵”問題。據《中國體育》和北京市球迷協會聯合完成的一份調查表明,在回答“如果你在球場上聽到了‘京罵’,你的感受是什么”的問題時,64.17%的北京觀眾認為“覺得很有血性,很爽”,30.8%的人“覺得別扭”,還有5.03%的人“沒什么特別感受”。

  眾目睽睽之下,全場上萬人在看臺上“罵人”,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看臺不是觀眾“罵人”的舞臺,在看臺上無端地“罵人”是令人不齒的惡劣行為。2007年我在接受《中國體育》專訪時,將“京罵”看作是“球場上的軟暴力”,北京大學鄭也夫教授強調“京罵”不能“一勺燴”,中國藝術研究員楊群研究員則認為“京罵”是集體情感表達的錯位。

  其基本觀點是,球場觀眾暴力既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球場觀眾暴力在一定程度上還可能起到“社會安全閥(social safety valve)”的作用。對待球場觀眾暴力既不要大驚小怪,也不要熟視無睹。

  恒大女排主教練郎平在2010-2011賽季女排聯賽總決賽第三場出現球場觀眾暴力事件后坦言:“我覺得中國排球聯賽的環境越來越好。這(指球迷沖突事件)也是比賽的一部分。如果組織工作得當,不會出現觀眾秩序問題。”對于這樣的觀點,有媒體指出:“郎平說沖突是比賽的一部分,難道這種混亂、無序的組織也是比賽的一部分?”

  以往由于各種原因,球場觀眾暴力較少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也更沒有產生較大的社會危害。隨著中國體育職業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賽事猛增,競爭加劇,吸引更多的觀眾來觀賞,電視轉播和各種媒體大量報道加大了社會關注度,與此同時,觀眾的深度卷入也帶來一些負面的球場秩序問題,球場觀眾暴力就是一個典型的表現。

  1985年2月7日在云南昆明拓東體育場的一場中外足球比賽結束時發生一起踩踏事件,導致死亡7人,重傷34人,輕傷126人,但是事件起因并不是球場觀眾暴力。這是截至目前唯一一起導致觀眾死亡的國內賽場安全事故。

  幸運的是,到目前為止,從“事件后果”這個重要的評價指標上看,國內體育賽場上還沒有發生由于球場觀眾暴力事件導致的“群死群傷” 的安全事故(注:在我國,特別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傷,或者1億元以上直接經濟損失的事故;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傷,或者5000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直接經濟損失的事故;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傷,或者1000萬元以上5000萬元以下直接經濟損失的事故;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傷,或者1000萬元以下直接經濟損失的事故),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后就會“平安無事”了。

  或許是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加上對此認知不足,面對一次又一次的球場觀眾暴力事件,有關方面也會經歷開始時驚慌失措、逐步坦然應對、時間久了麻木不仁等階段。

  從近年情況來看,國內道路交通和煤礦生產等領域重特大事故頻發,有效防范和堅決遏制重特大事故的發生是我國當前和今后的一項艱巨任務。賽事組織者和管理部門切不可掉以輕心,一定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把好賽場安全這一關。1985年比利時“海瑟爾慘案”(39人死亡)和1989年英國“希爾斯堡慘案”(96人死亡)等發生在國外賽場上的災難事件應給與我們以足夠的警醒和啟示。

  總體而言,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我國球場觀眾暴力雖然不容樂觀,但是也沒有必要悲觀面對,應抱有正確的認知并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不過,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和心理準備,正如英國的同行認為,只要有足球,就永遠不會絕跡,足球流氓也永遠不會被一網打盡。

  “行政處罰”的對象是出現“球場觀眾暴力事件”的賽區組委會和相關職業俱樂部,“治安管理處罰”的主要對象是“”觀眾。

  從1985年到現在,對球場觀眾暴力事件“行政處罰”方面沒有實質上和形式上的變化。當然,隨著物價上漲,罰金是在“水漲船高”,但是基本上與以往的處罰力度持平。罰款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況且這點“小錢”對許多財大氣粗的俱樂部而言,影響很小。目前很少使用“空場制”或“中立賽場制”等更加嚴厲的處罰。對球場觀眾暴力的“零容忍(Zero tolerance)”更多停留在口號上,而很少付諸實際工作中,個中原因值得回味。

  主要針對“”觀眾的“治安管理處罰”則在最近幾十年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治安管理處罰是指對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給予的處理懲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關于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法律。1957年10月22日公布了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86年9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值得關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于2005年8月28日通過,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二十四條”明確指出:“有下列行為之一,擾亂文化、體育等大型群眾性活動秩序的,處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一)強行進入場內的;(二)違反規定,在場內燃放煙花爆竹或者其他物品的;(三)展示侮辱性標語、條幅等物品的;(四)圍攻裁判員、運動員或者其他工作人員的;(五)向場內投擲雜物,不聽制止的;(六)擾亂大型群眾性活動秩序的其他行為。因擾亂體育比賽秩序被處以拘留處罰的,可以同時責令其十二個月內不得進入體育場館觀看同類比賽;違反規定進入體育場館的,強行帶離現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增設“第二十四條”意味著公安機關對于球迷在球場行為并不會像以前一樣簡單教育了事,而是會對其進行法律制裁。隨著我國職業體育賽事的增加,一些惡意破壞比賽、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特性,但是又不足以刑法問責的觀眾行為會屢見不鮮。該法條正是對這一新的社會問題的回應。值得注意的是,新法條賦予了民警更大的現場處理權,公安機關在現場處置體育活動中的違法行為時,可以采取取締、強行驅散、強行帶離現場、禁止進入特定場所等措施。

  據媒體報道,2006年3月11日,50歲的重慶陳某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頒布施行后,第一個因此受到治安處罰的觀眾。他被拘留10天、罰款500元并被禁止在一年內進入體育場觀看同類比賽。這位“有前科”的觀眾是在比賽剛結束時沖進球場,想與球隊共同慶祝,但3名球場安保人員迅速趕來,將他帶離現場。警方對陳某開出了第一張“觀眾罰單”。其違法情節是“強行進入場內”,在擾亂大型文化體育群體性活動秩序的違法行為中,這屬于較輕的一種行為,但他受到的處罰卻是法律上限。

  另據媒體報道,2006年3月18日,中超足球聯賽上海隊與廈門隊比賽上半場6分鐘時,上海隊攻入一球,6號看臺上的25歲張某一把扯掉外衣,光著膀子取出了藏在褲袋內的火焰信號彈進行燃放,紅色的火焰頓時噴薄而出,一時間四周的觀眾紛紛躲避,看臺秩序大亂。執勤民警迅速上前將張某帶離現場。由于張某的行為擾亂了球場的治安秩序,警方對張某處行政拘留5天,并責令其12個月內不得進入虹口足球場觀看足球比賽。張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正式實施以來上海第一個因在球場看臺上燃放煙花被行政拘留的人員,也是全國第二個被警方責令12個月內不得進入足球場觀看比賽的觀眾。

  我們知道,處罰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這樣的手段能有什么樣的作用或效果?事實上,每年都有一些“”觀眾受到治安處罰處理,但是我國球場觀眾暴力事件并沒有減少或消失的跡象。

  在談及“治理”球場觀眾暴力這個問題時,很容易想到歷史上“大禹治水”的故事。傳說堯舜時代,“洪水滔滔,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鯀奉命治理洪水,鯀用“湮”法,愈湮愈決,不可收拾,結果“九年而水不息”,治水無功而被殺。禹改用“導”法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結果消弭了水患,“鐘水豐物”。“大禹治水”的故事給我們的主要啟示是“堵不如疏,疏堵結合”。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指出:目前,球場觀眾暴力的應對策略僅停留在遏制階段而未能達到控制,主要受球場觀眾暴力行為的復雜性及其因素多元性兩方面的影響。首先,對于球場觀眾暴力的漸變性或突變性行為,至今沒有明確的界定;其次,球場觀眾暴力的影響因素很多,但具體是哪一種影響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沒有明確的概念,這就限定了只能用“遏制”手段來阻止其發展及影響,而無法對其達到“控制”的程度。依據球場觀眾暴力事件發生的規律與特點,可以采用“以源頭預防為主,過程控制為輔,末端治理為補充”的防治模式,將對球迷的心理引導與行為控制的方略貫穿于整個防治模式中,使球場觀眾暴力事件不論是發生頻率還是危害程度都降到最低程度。

  毋庸諱言,球場觀眾暴力有著桀驁不馴和復雜難治的一面,與競技體育一些項目相伴而生,為此國內外為治理球場觀眾暴力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雖然還找不到根治的方法,但起碼在了解和認知球場觀眾暴力的特點與規律上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

  球場觀眾暴力是我國群體性事件的一種表現形式,其實質是賽事和賽場秩序問題。2010年1月開始的中國足壇“反賭打黑”歷時兩年半的時間終于結束了,一些違法的官員和“黑哨”受到了法律制裁,而這幾位“黑哨”曾經執裁的一些場次比賽就出現過球場觀眾暴力事件,他們的“黑哨”直接或間接地引發了這樣事件,現在回想起來,令人唏噓不已,大跌眼鏡。以往國外的這類研究雖然也提到裁判員的因素,但是并沒有把它上升為主要因素,而通過中國足壇“反賭打黑”暴露出來的“黑哨”使得裁判員問題成為我國球場觀眾暴力的重要致因。因此,加強裁判員的嚴格管理,建立一個良好的公平競賽秩序是治理我國球場觀眾暴力的先決條件。

  球場觀眾暴力治理的對象是那些“”的觀眾,是人,因此作為球場管理者而言,面對觀眾,人性化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多為觀眾著想,多為觀眾提供人性化服務是亟待加強的工作。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光想著多賣票,不服務或少服務,冷淡甚至粗暴對待觀眾。善待觀眾是球場管理的基本法則,也是減少或遏制球場觀眾暴力的基本要求。

  我們在以往的研究中發現,我國球場觀眾暴力的主體是青少年,為此近年來我們將研究的重點逐步轉移到我國青少年體育暴力的問題上來,并于2011年再次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資助。從目前的研究來看,解決球場觀眾暴力問題還是要從小開始,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從娃娃抓起”,從小培養他們公平競賽的意識和健康參與體育運動的良好習慣。我們時刻不要忘記,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未來的體育競賽觀眾。今天教育培養他們“理智對勝負”才能在未來結出“文明觀比賽”的碩果。

  從2001年開始研究球場觀眾暴力問題到現在,看到了近些年來在治理我國球場觀眾暴力問題上取得的一些可喜的進展,從觀念到行為都有可圈可點之處,但是從長遠的治理來看,這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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